《中国人行动的逻辑》
筹备了一个月之久橙园书社活动，在书社服务成员们的组织下，大家于2023年11月25日在商学院教室内开展了读书分享。借此次读书会的机会，对结课的三位老师表达了内心深深的感谢，重返校园的美好时光成为了心头的温馨记忆。对知识到认识的期待和对学术氛围的热切渴望，都在这份感谢中得以充分表达，这也是我们行动的逻辑所在。在连续几周的课程中，我们不仅收获了丰厚的知识，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对“行动逻辑”的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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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同学每七天一循环，一周无休，晚上依然不忘继续深入学习，这实际上是对自我不懈努力的再次挑战。老师们也要在繁忙的日程中抽出时间来到读书会，继续传道授业，我们由此感受到课程结束并非真正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在实践的路上，揭开迷雾，认识曙光。
然而，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发现身边的老师和同学都是勇往直前的挑战者。在他们各自的舒适区里，挑战着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在追求认识的道路上，勇敢地披荆斩棘。读书会成为我们对认识的一种深刻表达，一次集体的心灵洗礼。这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情感的交融，汇聚着对知识的热情和对未知的好奇。在这个共同的行动中，我们更加坚信，知识不仅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融入生活、激发思考的力量。这次读书会不仅是对老师的感激，更是对自己和他人共同成长的见证，是心灵的盛宴，更是对未知世界的勇敢探索。
大家一起探讨翟学伟先生的著作《中国人行动的逻辑》这本深邃的好书。作者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剖析和梳理了中国人独特的行动方式及其历史文化基因。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都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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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作者有如下几个主要观点：
一、中国人行动遵循“双重逻辑”
中国人的行动方式同时遵循“效能主义逻辑”和“关系主义逻辑”这两大原则。效能主义逻辑强调追求实际效果,尽量做到事半功倍;关系主义逻辑则注重人际网络和相互依存。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行动理念并存于中国人日常的工作、生活之中。
比如,中国人在职场上努力获得成果的同时,也会花时间搞好人际关系。送礼讲究实用性的同时,也表达对别人的情谊。这种双重逻辑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行动模式。
二、根源于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
这种“双重逻辑”源自中华文明5000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中蕴含着深刻的关系主义因素。儒家仁爱思想渗透了人与人和睦相处的重要性,家族伦理延伸为人情网络,这都加强了关系主义在行动理念中的地位。与此同时,法家的实效治国与办事求实的思想历史演化为当代社会的效能主义。
“人治”而非“法治”的中国政治传统也决定了人情网络和人际关系的核心作用,这与西方式的法治传统并不相同。所以,这种双重的行动逻辑植根于中华文明特有的精神地平。
三、行动逻辑的现实运用
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这种行动逻辑无处不在。比如交往时送礼物既讲究实用性又表达感情,搞好关系在很多关键场合至关重要,成功常必须建立在良好人脉的基础上。甚至法律条文的执行也常常要佐以人情联系。可以说,这种行动基因支持并保证了中国社会网络的运行。
从积极意义上看,它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智慧,让冰冷的社会系统变得柔软起来。但是从消极意义上看,它也会助长“投机取巧”“成功至上”的心态,损害法治精神和业绩导向。
这本书对我们今天的启示
因此,我们既要深刻理解中国社会行动逻辑的历史文化渊源,发掘其中蕴含的积极智慧;又要清醒认识它在当代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法治和规范方面存在的缺失。
唯有正确认知传统,保留优良因素,抛弃病态成分,中国人的行动逻辑才能与时俱进,有效适应现代社会秩序和国际环境。实现这一点,需要改革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需要完善现代的制度建设。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那么,这本书的观点对我们有何启发？作为MBA学员可能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善于维护人际关系。
第二、明确效能主义的局限,避免“成功至上”的路数,注重实现的路径与结果的和谐统一。
会员视角
橙园书社会员通过自选章节阅读的方式，从四个章节做了做了分享：
一、另一种视角：关于本土化、研究理路及其方法的若干思考
作者在研究方法上首先介绍了归纳逻辑建立在经验研究基础上的基本特征，并指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在经验性研究中主要采用了心理学的实验方法、社会学的概率统计方法以及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个案研究。然后，作者提到了不同研究方法的优点，但随后强调了由于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复杂性以及主观性和参与性等特征，这些方法可能在研究开始时就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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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霍桑效应”。它是行为科学中的一个术语,指的是被研究对象所知晓的条件本身会对研究产生影响的一种效应。暨当人们知道自己成为观察对象，而会改变行为的倾向。该术语来源于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学者在美国霍桑工厂进行的一系列生产力实验。所以作者提出了，从对行为的研究转向对语言的研究。举个书中的例子：中国谚语“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是中国的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心理做话语分析及寻找其弦外之音的一种经验之谈。如果我们以为了解中国可以像西方学者和西方人那样通过看看、问问、听听、写写等就可以了解人及社会，那我们就犯了常识性错误。
二、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历史性的分类及其转型中的问题
作者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和转型。使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朝着多元化和分化的方向发展。这导致了利益主体的觉醒，使得寻求一个统一的、导向性的价值取向变得困难，尤其是在经济转型时期，各社会群体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取向。由于利益格局的分化和历史价值观念的积淀，中国社会原有的各种价值取向将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存在。
新的价值取向，无论是本土生成还是引进，都将并存。导向性价值减弱可能减少冲突，但在价值取向上的分化可能进一步加深，呈现出后现代的趋势。然而，在多元性中，可理解性和容忍度也会随之增强。
要衡量中国人价值取向的现代性程度，可以以宗教意识向科学意识、伦理向法制化、文化向多元化、政治向民主化、经济向市场化、社会向契约化的转变作为研究框架。这种综合性的分析有助于揭示中国人价值观发展的方向。
总的来说，关于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类型转型，则应该从宗教意识、伦理、文化、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入手，研究它们发生转换的内在动力、机制以及在社会结构上的制约性和适应性等问题。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国情,再实践到组织行为学告诉我们的：组织（目标），群体（沟通与合作），个人（意愿）才能全面理解中国人价值取向中的问题所在。
在工作生活学习中有以下几点建议：
在工作中，要尊重中国的制度和规范，遵守职业道德和职责分工，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同时也要关注团队的合作和协调，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尊重领导和同事的意见和感受，避免冲突和对抗。
在生活中，要尊重中国的传统和文化，遵守社会的礼仪和习俗，尽力履行自己的社会角色和义务，同时也要关注自己的个人发展和幸福，维护良好的家庭和社区关系，尊重亲友和邻居的需求和期望，避免矛盾和纠纷。
在学习中，要尊重中国的知识和智慧，尽力掌握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也要关注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维护良好的学习和创新氛围，尊重导师和同学的观点和贡献，避免偏见和误解。
三、经验性的本土研究及其问题
在形成本篇的分析框架之前，作者首先基于中国社会的一些经验事实提出了一个假设：一个真实社会的建构是一个自主的行动者与社会规范结构相权宜的产物。这意味着在社会个体接受或被迫接受社会角色和社会位置时，个体在规范的制约下仍然打算有自己的意图要表现。因此，个体会采取一种同社会结构相变通或相权衡的行为方式来行动。社会个体在这种情境下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将自己的主观意图或计策与外在规范调适起来，即在行动的边界上不违反形式上的合理性，但又能实现自己主观策略性的介入，从而造成形式上的名实相符和实际上的名实分离。
许多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对这一点有经验性的感受，将这些现象比喻为“打擦边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者具体形象地描述为“四菜一汤，四盆一缸”等。作者以医生给病人看病为例，说明在这个假设下，即使医生和病人之间通过送红包或他人关照建立了特殊“关系”，医生的行动形式仍然是依据病情开药，但在策略上可以是病人要求医生开他想要的药，甚至是与此病无关的药或其他东西（如补品）。
根据这一假设，作者认为真实社会的建构不宜像西方社会学那样采用二元划分的方法，例如制度和非制度、结构和行动者、理性和非理性等。也不能简单地硬套后来的西方社会学家的观点，因为存在一个西方理论无法涵盖的运作空间及其规则。这些空间及其规则一方面限制个体于社会角色及其规范法则，另一方面为个人行动上的自主与机智提供了条件。
四、建立本土理论与框架的尝试
关于“人情与制度”。这是一个关于人际关系和社会规则之间的关系的话题。人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互动，如亲戚、友谊、人际网络等。人情强调个体之间的亲近和相互关怀，是基于情感和人际信任的。
制度是指社会的规则、法律和制度性安排，如政府、法院、学校等。制度为社会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秩序和规范，通过明确的规则和程序来调节人们的行为。制度的作用是保障公平、公正和秩序的维持，以确保社会运行的正常和有序。 在社会交往中，人情与制度常常存在着一种相互关系和平衡。
人情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弥补制度的不足，特别是在个人关系和小群体之间的交往中。人们可能会通过人情来解决问题、寻求帮助、建立信任等。然而，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大规模社会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制度提供了一种公正和公平的框架，确保人们可以在公共领域中公平竞争，有机会发展和获得权益。因此，人情与制度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需要在尊重人情的基础上，遵守和维护制度，以实现个体和社会的双重利益。
这方面有开办公司多年的同学分享了她的生意经：中国人行动逻辑中的三个基本因素：人缘（前定的人际关系的缘由）人情（人际关系的交换）人伦（行为的规范和制度）。人情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倾向于“仁”、“礼”上。在生意方面，做生意大部分就是做的人情。
五、附：从本土社会行动理论看中国人“窝里斗”吗？
作者以中国传统的家庭为研究单位，通过对中国、日本和西方的跨文化比较指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受“权威、道德规范、利益分配、血缘关系”这四个因素的影响。在这四个因素中，血缘关系是用来限定集体意识的范围，利益分配决定集体中个人主义的重心偏移，道德规范主要是用于抑制个人主义倾向，而权威在道德规范的加持下得到强化，却在利益分配机制中受到削弱。
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由“权威、道德规范、利益分配、血缘关系”这四个因素的配置情况而定。当权威集中时，不管与他三个因素如何配置，中国人都会选择集体主义的行为取向，哪怕是表面的集体主义。当利益分配不均衡时，不管与他三个因素如何配置，中国人都会选择个人主义的行为取向，哪怕是隐含的个人主义。利益分配的均衡与否，是影响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是集体主义取向还是个人主义取向的关键。当道德因素被凸显时，中国人对利益的诉求不是不表现，而是以扭曲的、间接的形式表现，这也是中国谋略文化比较发达的最主要原因。
不同于日本人际关系的集体主义和西方人际关系的个人主义，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和变通性。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到底是什么取向，那得看是什么情况。
如果我们从中国传统的家庭走向现代的企业（单位），以同事关系来限定集体意识的范围，用领导力来类比权威，用企业文化来类比道德规范，利益分配因素不变。假定团队成员的集体主义取向有利于团结，个人主义取向不利于团结，那么，当有团队的管理者有领导力时，团队成员倾向于选择集体主义的行为取向，团队表现得更团结。反之亦然。当利益分配不均衡时，团队成员会选择个人主义的行为取向，不利于团队的团结。利益分配的均衡与否，是影响团队团结的关键。因此，需要有公开、公正、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保证利益分配的均衡。企业文化，特别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是企业之“道”。道不同，不相为谋，道相同，才能心相通。如果团队成员不理解、不认同、不践行企业的核心价值观，那么，所谓的团结一心、携手同行必将是一句空话。
所以，要打造团结的团队，可以通过培育提升管理者的领导力激励人心，打造企业文化凝聚人心，但最核心的是通过激励机制保证利益分配的均衡。这也符合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人是利己的。只有真正照顾到了团队成员的利益，回应了团队成员的诉求和关切，团队成员才倾向于选择集体主义的行为取向，团队才会更团结。
涌现
探讨一本书并没有标准答案，是一项值得终身投入的行动，这既是我们的特点，也是我们的优势。读书会被视为一种形式，一个启程的开始，既可以在有形的形式中体现为每月一度的面对面畅谈，也可以在无形中存在，随着在路上、在清晨阳光升起时心头涌动的字里行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审视自身的判断，重新认识自己，同时，积极参与其中也在促进阅读文化，激发着读书会成员对知识的深入探讨和热情分享。这种形式为每个个体提供了一个共同体验的平台，让人们在互相启发中拓展视野，共同成长。让我们共同期待读书的众生演化。